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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科学研究的帮助 苏泊尔集团

时间:2021-03-28 09:12:06作者:佚名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核心,保持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当前金融工作的根本任务。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好转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自2019年以来,确实面临着国内外风险和挑战明显增加的复杂局面。如何更好的防范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校区)摩根大通商品研究中心研究主任隋文帝。

隋文帝,科罗拉多大学(丹佛校区)摩根大通商品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有赖于高质量的科学研究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被放在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极其重要的位置。要预防,首先要通过研究了解。我们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和认识现状如何?

隋文帝:目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至少有两个特点。首先,到目前为止,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不能在实践中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这一点反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和防范的挑战性和特殊性。目前,实证研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的主导方向。经验实证研究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石之一,也是使经济学最接近按照“自然科学”标准定义的科学本质的部分。经济学家经常被认为主张太多,证据太少。近年来,引起了一些思考。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Abigit Ban Naji)和埃丝特·杜弗洛(Esther Duflo)强烈主张经济学家进行严格的循证科学研究。因此,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应以实证研究为主导,强调科学证据。

第二,系统的金融风险研究不同于大多数经济和金融研究,因为它往往来自金融监管的实际需要,并有望通过互动对金融监管政策和实践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也从政策研究的角度凸显了实证研究主导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同样,自2012年以来,美联储货币政策制定者一直使用“数据依赖”一词来描述他们的货币政策决策方法,特别强调决策者在复杂经济条件下做出适当决策之前必须分析最新经济数据的观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也在2018年提出,在决策中要注重深度量化分析。

具体到我国系统的金融风险研究,虽然有很多研究,但仍然缺乏高质量的相关科学研究。大多数研究只关注如何更好地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水平,还需要根据系统性金融风险数据的影响因素和发生机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不了解这些影响因素和发生机制,就很难评估一系列预防性监管政策是否到位和及时有效,也很难真正帮助有效防范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此外,相关研究还应考虑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传递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影响。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借鉴是,美国能够成功应对2007年至2008年系统性金融风险引发的金融危机,这显然得益于包括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在内的大量关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经济金融危机的高质量研究。

科学研究有助于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瞻性和有效防范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今年12月,你发表了《国际溢出视角下的中国金融机构风险网络首次分析》,为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和防范提供了许多独到见解。能否谈谈科研如何有效帮助防范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

隋文帝:本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中国的宏观调控要“有前瞻性、有针对性、有成效”。这完全适用于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和防范。因为当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时,必然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而金融危机通常表现为金融市场有望发生迅速而剧烈的变化。所以没有一定前瞻性的研究,当然很难真正帮助这种决策。高质量的科研还必须深入探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因素和发生机制,使监管政策具有针对性。

我们在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中的经验也表明,科学研究可以更好地帮助提前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帮助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项研究始于2016年初,使用了2008年至2015年金融机构的股价数据,并得出结论,股份制银行(和一些城市商业银行)而不是四大国有银行可能在当时和之后一段时间内造成更多的金融风险。基础分析于2016年年中完成讲座报告,并于2017年5月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文件发布。这个结论一开始看起来和直观印象相差甚远,后来被多方证实。在我们预先判断为主要风险传递者的几家股份制银行中,2018年前后,至少有两家被媒体报道存在严重的贷款问题,并被罚款。后来获得的更为详细具体的信息进一步证实了这项科学研究的结论是合理的,这实际上反映了股份制银行和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在此期间在资产管理方面承担了太多的风险,我国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都与资产管理业务的无序扩张有关。例如,2012年至2015年期间,四大国有银行持有的理财产品占总资产的比例仍然很小,稳定在2%左右,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大幅增加,到2015年达到20%左右。

利用公共金融市场数据一直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这是因为即使市场功能不一定100%有效,金融市场数据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吸收金融机构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大量已经延迟披露,甚至可能部分未披露的现有信息。从国际角度来看,这一点尤为明显。此前,我曾与现任厦大王亚南研究所副所长周英刚教授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欧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进行合作,发现金融机构的信用违约互换(CDS)数据可以主动揭示雷曼兄弟在此期间破产所带来的巨大系统性金融风险。遗憾的是,当时刚刚兴起的CDS市场的数据和信息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的发现也只是事后才被欧美金融监管当局所重视。

使用更高频率的市场数据对于及时动态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变化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配合实时监管和跟踪。这需要金融监管当局给予更多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及时使用最新的公共金融市场数据对于确保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的有效性尤为重要。最后,必须注意,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点反映在不同的金融市场数据中。因此,只有最大限度地综合考虑关于金融机构的各种金融市场数据,通过正确的处理和深入的分析,才能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有用的前瞻性信息。

科学研究有助于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针对性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在你看来,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哪些突出特点和影响因素?近年来一系列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效果如何?

隋文帝:我们的研究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影响因素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这项研究在2017年作为央行工作文件发表后,部分发现得到了其他后续研究的验证。更重要的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发现也与2017年以来中国的一系列金融监管政策相一致。我认为,近年来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一系列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有针对性的,虽然监管力度和控制力度可能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有以下四点:

第一,虽然中国金融体系绝对由商业银行主导,中国商业银行的规模和影响力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相比相形见绌,但非银行金融机构已经是可能引发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来源之一。中国商业银行明显受到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风险传导的影响。我们还发现,从2008年到2015年,从股市表现和金融风险传导来看,中国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非常相似。这一发现也为2018年银行、保险、监管的首次合并提供了明确的科学依据,在防范系统内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更为有效。这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加强各类金融机构统一监管的措施完全一致。

第二,如前所述,股份制银行比四大国有银行更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因此,自2017年以来,将金融机构高风险资产减少约16万亿元的政策措施是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正确措施。

第三,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还必须重视来自全球金融体系的风险传递。一些主要国家的金融部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金融风险传递给了中国的金融业。另一方面,到2015年底,中国金融业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特别是对日本等亚洲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业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溢出效应值得关注。

第四,对影响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传导的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实证分析。虽然民间借贷等其他因素可能是单独的显著因素,但综合分析表明,只有与货币政策相关的宏观因素(如市场化利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准货币供应量)和微观因素(如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和流动性)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用定量的科学证据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宏观审慎)政策不能从根本上分开,中国的货币政策必须与金融稳定政策相协调。近年来,央行的货币政策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同时,宏观层面的政策因素和宏观审慎管理必须与微观审慎管理相协调,才能更有效地防范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2017年以来,降低金融机构杠杆率,压缩金融机构流动性低的高风险资产是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根据我们的科学研究证据,确实会有助于防范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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